激情燃烧的知青岁月

王保清 口述   吴南 整理

     许许多多的记忆在岁月的风尘中飘落，唯独那四年的知青生活扎根于自己的心灵深处，总能勾起我对那个充满激情年代的向往和回忆。

一、初到刘庄

     1975年8月18日上午，原阳县城衙前街一片热闹，喇叭里一遍一遍地播放着毛主席语录，锣鼓、鞭炮也响了起来，我和另外11名同学带着行李，怀着一种“到农村去，磨两手老茧，练一颗红心”的豪迈，响应毛主席的伟大号召，登上了一辆卡车，前往该县靳堂公社刘庄大队插队下乡，开始了我长达四年之久的知青岁月。                                                                                  

     刘庄位于县城东边约六里地，行政归靳堂公社，当时全村呈东西布局，分为三个小队，全村人口约700来人。绝大部分社员姓刘。这里土地肥沃，适合各类农作物生长，村里还有一台40拖拉机，是一个各方面条件还不错的自然村庄。

     我们这批知青共12名，8名男的，4名女的。大部分为1975年的应届高中生，家长都在农林水系统工作。那年我17岁，原阳一中高中刚毕业。带队干部是县水利局的，叫李正本，当时有40多岁。我们12名知青每4人平分到了3个小队。作为生活在一个小县城的学生，对农村并不陌生，但终究没有出过远门独立生活过，刚到刘庄，看到村里池塘里荷花正开，周围蛙鸣蝉叫，半晚村里炊烟袅袅，风箱咣当声、鸡鸣犬吠声、老农悠扬的吆喝牲口声，长鞭甩动清脆的“噼啪”声，此起彼伏，下晌的社员热情的和我们打着招呼，这一切使我们这帮刚出校门的学生感到无比的兴奋和惬意。

     在家没有种过地，犁耧锄耙不会用，麦苗韭菜分不清。作为刚出校门的中学生，对农活确实是既不懂也不会，一开始闹了不少笑话。

     一次下晌回来，一位女知青不敢牵驴牵马，就牵了头牛，来到牲口院，看到人家都牵着牲口在地上转几圈让驴马在土里打滚（防止牲口出汗后着凉），就也牵着牛转着圈子让牛打滚，那牛转的头晕也不肯打滚，这一幕被饲养员看到了，连忙高声制止：“小魏，牛不会打滚，栓到桩上就中了。”可她不知道怎样系活套，我说：“咋恁笨呢！叫我来。”接过牛缰绳随手就拴在了一个桩上，谁知刚走几步，就听饲养员大喊着：“截住牛！截住牛！”我回头一看，刚栓好的那头牛，带着挣断的半截木桩，冲向另一头拴在另一木桩上的牛，而拴在木桩上的那头牛也暴跳着，眼看要打起来了，我连忙跑过去拉住了带着半截木桩的那头牛，饲养员拉住了另外那头牛，总算没打起来。咋回事呢？饲养员告诉我：牛拴在哪个桩上，牛会自己记住，不能栓错，栓错地方了，牛就会焦躁不安，它一定要寻找原来的地方，俩牛就会打架受伤，伤了牛，就成事儿了，你看牛腿都碰烂了。

     天哪！谁知道动物世界里原来还有这么个“潜规则”，这件事儿被弟兄们做笑料爆了好几天，也让我灰头土脸的不安了好几天。从这以后，我变得谨慎起来，再干什么干活儿都要问清楚，看仔细，生怕再闹出笑话来，慢慢学会了使唤牲口，犁地、扎“斜耙”耙地、打花叉、拔“稻混”等农活。但耩地、扬场之类的有技术含量的农活，村民们却从不让我们这些知青插手，麦场的待扬的麦堆、扬出的净麦子老农们都做有记号，决不允许别人乱说乱动，尤其是妇女儿童，老农们常把割麦子恭称为“敬麦”或“敬田种”，这大概是对中国农耕文化的一种传承吧！

                 二、告状风波

      刚到刘庄第一年，按照当时的政策，国家负责供应一年口粮，一年以后则参与所在大队核算分配，靠工分自食其力，国家就不再管了。所以下乡头一年还可以吃饱饭。

当时大队还派了个大娘给我们做饭，让我在伙上帮厨。这位大娘当时已50多岁了，慈祥宽厚，办事公道，干活利索，辈分也长，在村里威信很高。平时总把我们当自己的孩子来照顾，我们都叫她“大大”。离开刘庄后，我每年都会去看她，最后一次是我们几个一块去看她，“大大”已经站不起来了，但仍能清晰的认出每个人并叫出名来！2016年5月，这位受人尊敬的老人以96岁的高龄与世长辞。

     国家停止粮食供应后，带队干部也回单位了，知青伙也散了。大队让三个小队各队领各队的人，吃饭、劳动由所在的小队负责。我在一队，队里给了一口铁锅，在队里的记工草屋里垒了一个煤火灶，让我们4个人自己做饭吃。没过多少天，面没了，菜没了、油盐酱醋没有了等问题都出来了，整天饥一顿饱一顿，没有个应时饭。而队里也非常困难，没有多少粮食，许多社员家里每天主要吃红薯，喝玉米糊涂过日子。更糟的是我们这些一人吃饱全家不饥的单身，整天跟着干活，全年决算居然都是缺粮户，需要拿钱买粮吃，这使大伙非常沮丧恼火。大伙合计了一下，便把这些困难与问题向县知青办做了反映。知青办一个姓王的工作人员曾来这里与我们座谈，询问了一些情况，不久知青伙又成起来了，由三个小队兑粮、兑菜，炊事员也由仨小队轮流派人担任，不管怎样，孬好总算能吃上饭了。

     但这次事情给大队带来了不好的影响，尤其是发生在公社书记蹲点的地方，让大队干部心中多少有些不快，认为我们是在告状，给他们办丢人。曾私下打听是谁组织的、都有谁参与了等等。

     但随着以后知青们在冬季挖河、夏季复堤，三夏、三秋等生产劳动中吃苦耐劳出色的表现以及在村里帮助孤寡和困难家庭所赢得的赞誉，冲淡了告状带来的不良影响，无论是公社干部还是大队干部对知青的表现还是认可肯定的。

三、当上小学教师

     1977年国家恢复了高考制度，许多知青看到了希望，这是自“文革”以来中断了10年之久的希望之路的重新开通，特别是一些老知青，更是心潮澎湃、热血沸腾，到处收集复习资料，重新捧起了久违的书本，日夜突击复习，准备参加高考，希望能搭上人生这趟末班车。当时我虽然名曰高中毕业，其实在校也没能学到多少东西。恢复高考，这总是一个公平的机会，一改过去那种靠贫下中农推荐，走后门去上学的做法。这让我非常兴奋，到供销社买了盏小马灯，忍受着别人的嘲弄和非议，连明彻夜的复习功课。当年只考上了一所师范中专，这与我心中理想相距甚远，便断然放弃，准备明年再考。

     大队知道这件事后，觉得我还能考上一个学校，就是有一定的文字功底，派我去村小学教书。每天记10工分，还有6块钱的工资，这可比去大田劳动强多了。于是我和另一名知青到了村小学，教一、二年级的孩子们读书识字。

     村小学共有8名老师，其中三名是插队知青，有一个是从夹滩大队调来的，是一个早于我们从新乡来的老知青。校长是本村的，是一个老三届的回乡青年，年纪大的是靳老师，是一个从旧社会走过来的老书先儿，由于阅历较为坎坷，一般不多说话，还有一位年纪大的是秦老师，教孩子们音乐。全校从一年级到刚成立的初中有三个班，六七十名学生。

     那时候农村小学课程设置比较少，主要是语文、算术、包括珠算、农业常识一类的。另外还有大队赤脚医生来校给学生讲针灸，教学生怎样对常见病取穴扎针。

     我带的一班是刚入学的一年级，有二十多名学生，挤在一间小屋里，光线也不好，在山墙上用水泥抹的黑板，上面贴一张毛主席像，学生的桌子是可以坐四五个学生的长板桌，凳子是学生从家带的小凳子。那时农村的小孩淳朴而又活泼，上课的钟声一响，孩子们便从院子的各个方向跑了过来，拥挤着进到教室里，挤坐在一起开始上课。一下课，孩子们又“轰”的一声从教室里拥挤着跑了出去，就像养了一群“咕咕”叫的鸽子。

     每天的主课是语文和算术，教孩子们拼读汉字，背诵课文，还要编些批判四人帮的儿歌教他们背诵，教他们背珠算口诀，练习拨打算盘。

条件虽然简陋，但每当我看到孩子们扯着喉咙，抑扬顿挫地在高声背诵课文时，歪着脑袋趴在粗糙不平的长条桌子上一笔一划的写字时，还有一口一声叫我“老师”时，一种成就感油然而生。

                   四、农业学大寨

     上世纪七十年代的中国农村都有一个相同的阶段，那就是农业学大寨运动。

      那时候，去地里干活除了要带铁锨，拉上架子车这些外，还要扛上红旗，男女老少的成群结队走向田野，名曰：大兵团作战。人们插好旗帜，便开始搞平整土地、深翻土地、打土坷垃这类劳动，翻腾来倒过去，永远有平不完的土地。

     中午，劳力不回去，由家里的娘们儿先回去做一点汤，和红薯、窝头、辣椒之类的食物作为午饭，在地头三三两两的在一起吃饭，名曰：送饭到田间地头。吃完饭，有抽烟的，有喷大江东的，还有往地头一躺，枕着自己的鞋睡觉的。一会儿，队长开始吆喝干活了，这才懒洋洋地站起身，拄着铁锨又继续干活。

     农活是看上去是粗活，实际也很细。就像种棉花，要把棉籽水浸、药泡，然后把拌有肥料的土用一种类似手工制作煤球那种桶状的器具把土做成圆柱状，然后把棉籽种在上面，谓之“营养钵”，最后再把这个栽到大田里。到了棉花开始开花挂蕾了，还要组织人力对每株上一茬一茬的棉铃进行查数统计。当玉米长到一人高的时候，队里就组织劳力对玉米杆下面的叶子刷掉，让其通风透光。为了让红薯增产，先要在地里挑出一道道的深沟，再把草肥用架子车拉着沿沟倒入，再用土掩埋起来打成一道一道长岭，上面栽上红薯。

     到了冬季，主要是挖河和积肥。挖河大部分在公社的境内，有时也会到外公社去，因为路远，常常要凌晨三四点起床，扛着铁锨，拉着架子车走十多里路去清挖河道。知青们年轻好胜，激情满怀，为了体现和贫下中农一起战天斗地，大干社会主义的大无畏精神，在寒风中脱掉鞋子，赤裸着上身，跳在冰冷的水中，一锨一锨的把泥土甩出来。有一个老汉年纪大了，把一件羊皮袄用白褂子套着穿在身上挖河被人发现，立即遭到了大伙的厉声斥责，并强令他立即脱掉，跳到水中挖。在朱庄平沙岗时，几个村庄为了比干劲，提出要搞所谓的“单撂个”，就是原本三个人一辆车，全部变成一人一车。知青们不甘示弱，也是一人一车，奔跑着，呐喊者，在张匠覆大堤，为了赶在黄河汛期前完成加固大堤的土方任务，搞“连轴转”，极度疲惫的知青们不叫苦，不喊累，和社员群众一样头顶烈日，挥汗如雨，累得正在挖土站着就能睡着。工地上常常红旗招展，人声鼎沸，干劲冲天，真是“与天斗其乐无穷”。

     组织劳力外出做工，队里管饭，拉着大锅炊具、面粉白菜、秸秆柴火等在工地上做饭。每当开饭的时候，大伙蜂拥而来，没有筷子的随手折一根小树枝作筷子，你一勺我一碗的快吃，慢了就吃不上了。“能吃能喝不算打锅”，能否吃下饭也是检验人是否能干活的的一个指标。

     有位老农告诉我：吃大锅饭是有诀窍的，你第一碗饭最多盛半碗，饭凉的快，吃的就快，完了赶快盛第二碗，碗有多大就盛多少，再慢慢的吃，反正锅里肯定不会有第三碗饭了，如果你第一碗盛的满，饭热吃的慢，等你吃完了再去盛第二碗，锅里的饭早没有了！其实，很多人都知道这个办法，只是我们这些知青过去没那个体验才不知道。在那个粮食短缺的年代，僧多粥少的环境中，为了温饱总结出经验，只能是一种安慰。多年以后，当年的知青聚餐回忆起这段经历，虽然在哈哈大笑，心中却在流泪。

     “丝儿星正，把麦种”，过了国庆节，就要种麦子了，早上四点来钟就要起来收拾往地里去，那个时候天气已经很凉了，有的都穿起了棉衣。在地里烘起了火取暖，一直磨到天大亮了才吆喝着拉耧的牲口开始耩地。

     耩地的老农是种地的好把式，耩的垄直，种子下得均匀，深浅适宜，苗出得整齐。在地头抽烟休息时，老农知道我平时话少，对我很放心，常把村里的一些事讲给我听，听得我也不觉得劳累了。

五、苦中有乐

     知青生活是艰苦的，思想上也常常苦闷。但那时年纪轻，思想也单纯些，青春的躁动，理想主义的狂热常常支撑着我们在艰苦中寻找并收获着快乐。

     在地里劳动，在挖河的工地上，在马路上结伴行走，如果让村民指认，不管认识不认识，他们都会准确的指出来哪些人是插队知青。那时的知青形象是，男的大都蓄着长长的头发，身形挺直，目光有神，穿着带有精致补丁的劳动布瘦腿裤，上衣常着洗得发白的旧军装，或是有四个明兜的中山装，里面常套有鲜红的锦纶秋衣或白色衬衣，有的戴着视为宝贝的绿军帽，手腕上带有手表，脚上穿有袜子，穿着松紧口灯芯绒布鞋或白力士鞋。很多知青爱把长长的竹竿烟袋插在脖子里或腰带里使自己显得不伦不类而有一种玩世不恭的个性，走起路来轻快而有弹性。而女的则是衣着较为得体整洁，穿着那种带扣的塑料底鞋，多留有马尾辫或长辫子，大多会悄悄的用一些护肤霜雪花膏之类的化妆品，显得皮肤气色要好一些。在村里同龄人中，青春时尚的气息显得与众不同些。这些常常招来村里老少羡慕的目光，于是谁家的年轻人“见面”（相亲）就常常来向知青们借衣服、床单、脸盆，借以增加相亲的成功率。一般情况下，知青们都会爽快的答应下来，农村说个媳妇儿不容易啊！有些关系特别好也会把手表借出去。当然是千叮咛万嘱咐，怕弄丢了、碰坏了，用完马上归还。

      我们知青乐于助人的事儿还有很多。有一次一个自称家是封丘的人，找到我们。他是走街串巷崩玉米花的，被公社的人把工具给没收了，想求我们给说个情要回来。看到他悲悲切切的，十分同情他，就找到一个在公社粮站上班的邻居把事情说了。第二天，公社就把爆玉米花的炉子和一辆破架子车还给那个封丘县人，他千谢万谢的要给我们崩玉米花吃，被我们谢绝了。

      还有一次，大雨如注，没法去地干活，我们就呆在屋里瞎聊。快中午时，一个被雨淋的落汤鸡般的年轻人推着一辆自行车来这里避雨，他喘着气说他在县化肥厂上班，家是县东的，回家路上遇到这场雨，车链子也断了。我们让他把湿衣服先换一下，到火房拿了几个馍让他吃，又用钳子剪了一个铁钉用锤子把车链子接住卯好，天放晴了，年轻人连声谢着继续上路。过了些日子，这个事儿也早忘了。可是有一天，这个年轻人用一个布兜装了一瓶酒和一块牛肉来感谢我们。我们又到代销店弄了瓶酒，切了一颗白菜，围在一起大吹大擂的喝了一通酒。那个年轻人告诉我们，回到厂里后，在车间里说起了这件事儿，车间的工人和领导都深受感动，说刘庄的知青真不错，是活雷锋，嘱咐我一定要来感谢弟兄们。这些事情让我们颇感自豪。

     为了把队里的猪养好，知青们也付出了大量的心血。煮食，清扫猪圈，给猪搞防疫。听说靳堂的知青搞糖化饲料喂猪，一天能长一斤，就跑到那里去参观，看了看猪的长势觉得可信度不高。回来后一名曾养过猪的知青提出回家弄些美人蕉在猪圈前面种，叶、杆、茎块猪都喜欢吃，能够节省猪料。后来的事实证明效果还不错。

     有一次，我那个队里养的一头叫约克夏的母猪早上发现不见了，栓猪圈门的绳子也断了，养猪的知青可吓坏了，那种猪是一种外国品种猪，体格很大，丢了那损失可就大了，连忙报告给生产队长，队长说：不要紧，那个猪可能是该“赶圈”了，二队那里有公猪，母猪都记路，可能跑那厢了，只要不上马路，就不会丢，圆圈儿几个庄他不敢招咱庄的牲口。队长的自信让我们紧张的心情缓解了许多，因为最怕猪被临近的村庄捉住杀了或藏起来了，赶快找吧！果然，在二队猪圈附近找到了那头母猪，忐忑的心总算放下了。

     冬天，赶上母猪下崽，其他队里的知青也过来帮忙，去麦场里弄来麦秸，给猪煮热食，用草席把猪窝围起来挡住寒风，而我们几个点上油灯，在猪圈里等候观察，主要是怕母猪压住了小猪娃。我们把刚出生的小猪放到母猪旁让他吃奶，一连好几天日夜看护，保证了小猪的成活率。

     生活上的艰苦，使正在长身体的知青们特别嘴馋，总想搞点肉吃。那年夏天，刘庄西边有一条南北河来了黄河水，一个弟兄说可以用流网来捉鱼，于是晚上选了个地段，用树枝扎好流网，果然有鱼，大伙兴奋的不得了，到了半夜，捉了些鲶鱼，一个有捉鱼经验的弟兄说：“收网吧，鲶鱼是在最后压阵的，不会有鱼了。”回村后，我们开剥收拾网到的鱼，敲开代销的门，要酒要醋，边炸边吃，真个是风扫残云，吃个净光。

     三队有个豆腐坊，知青们老想弄点豆腐脑，弄块豆腐吃，可我们没钱买，也没豆换。咋办？于是有空就到豆腐屋里帮做豆腐的挑水，照看拉磨的牛，借机蹭点豆浆、豆腐吃，后来发现每次点豆腐的石膏都是用秤称过的，便有了注意，乘他不注意时，把称好的石膏去掉一些，或再加上一些，这让他点出的豆腐不是老了就是嫩了，豆腐不好卖，就剩的多了。知青们乘机说：一过夜就坏了，给我们拿走吃了吧！后来做豆腐的知道了，也笑了：“我说咋弄哩，咋高低把握不住了？”

     村里有位社员因个子很低，被起了外号叫“大个儿”，你别看他个子低，却有一手好枪法，曾在解手时一枪打住了从前面跑过的兔子而被村民津津乐道。有次他打了两只野兔，给了我们一只，为了避免动静，几个人准备到晚上煮熟吃，结果等的时候睡着了，锅也烧干了，闻到了焦糊味，才赶快把兔肉倒了出来，不管他糊不糊，便大吃大嚼起来。觉得特别香！后来也没少吃兔肉，却再也吃不出那时的味道了。

     农村的文化生活与物质生活一样的匮乏。没有电视，有广播，收音机也很少，电影大都是是一些样板戏、“老三战”，后来还有《侦察兵》一类的，看的台词都会背下来。

     村里一来了说书的，就热闹起来，天还不黑，就有人来我这拿马灯，让队里把煤油填满，挂在高处，全村老少随便找个地儿坐下，听那说书人说说唱唱。说书的艺人很有些手段，声情并茂，十分投入。记得一次说的是《平原枪声》，不算旧书，可以说。说书人略带沙哑的声音时而说的声泪俱下，慷慨激昂，时而口吐莲花，神采飞扬，博得村民满场喝彩。而正当大伙听得聚精会神，如痴如醉时，一声惊木响，说书人一句“且听下回接着说”，结束了今儿晚的说书，大伙这才意犹未尽的站起身来，拍打着屁股上的土，议论着各自慢散。三个生产队各自兑一点杂粮，轮流管顿饭作为给说书艺人的报酬。一般说个三五天就不再说了，因为有说不完的书。

     记工室里也是一个欢乐的场所。社员们吃过晚饭，便陆续来到这里落工分，这时，报工声，发现工记错了要求纠正的争吵声，年轻人和叫嫂的女人打趣的叫骂嬉闹声，热闹得乱作一团。记完了工分，队长安排好明天的活，有事儿的就走了，没事儿就蹲在地上，慢悠悠的抽着旱烟，我本来不会抽烟，但在地里干活，专门坐在那里休息是不行的，但蹲在哪里抽袋烟是没人说你的，慢慢也抽起了烟。大伙儿一边吞云吐雾，一边听老人讲一些花妖狐魅，奇闻异事。虽然有时听得毛骨肃然，但还是喜欢听这类如聊斋般的稀奇故事。在那间记工分的小草屋，打发了多少无聊的黑夜，送走了几个寒冷的冬天。

     我作为上山下乡末期的知青，距今也过去四十年了，四年的知青生活让我了解了农村、农业、农民，同时，也历练了自己，丰富了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