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忘的知青岁月

陈建洲 口述     吴南 整理

     1972年3月，我刚近16岁，就读于原阳县高中，一年级读完，我父母听说当年下乡知青要安排到拐河朱村（即原阳县园艺场），觉得那地方是个果园，环境不错，于是就和我商量，去拐河朱下乡，当时自己还小，觉得听大人的话没错，就同意了，到县知青办报了名。1972年3月初，由县知青办组织我们那一批欲下乡的知青集中在原阳县夏家大院进行学习，3月5日，我们32名知青就到拐河朱开始了漫长而又短暂的2年多的知青生活。

     在这32名知青中，我的年龄偏小，但学历最高，大部分都是初中毕业，而我是高中一年级，男女比例是19:13。我们到了拐河朱后，分别被安排住在了场部新盖的几间房子里，因为园艺场的体制是以场带队，所以我们这32名知青又被分到了一队和二队，我当时是被分到了一队。园艺场当时实行的是按工分计资制，我当时是日工分7分，所以每月可领到21元工资，粮食是定额的，吃完就没了。

     园艺场，顾名思义就是搞果树管理的，园艺场拥有果树500余亩，整个村子是长方形，南北长，东西窄，村子的南、东、北都被大片的果树包围着，村民居住和场部位于中心靠南部位。南边大部分是葡萄树，东边全都是苹果树，北边则是梨树，村子四周为了防盗，都挖了宽约2米，深约3米的深沟，沟边栽了很高的杨树和浑身是刺的玫瑰花丛。村子共有四条和外界相同的道路，一条是正北的，主要是通往县城；一条是位于村子西北的，通往张兰庄；一条位于东南的，通往邻村及蒋庄；一条位于西南，通往槐树林及邻村的。

     我们刚到拐河朱时，正值初春，天还有点冷，果树还未发芽，所以主要的生产任务是施肥，就是在果树根部四周挖成条状沟，将沤好的肥撒在条形沟里，再用土覆盖即可。刚下乡，发的铁锹都是新的，把也是新的，干了两天，手就磨起了泡，疼的想哭，但也不敢哭出声，怕人笑话。当时园艺场有两个食堂，一个是园艺场干部职工的，一个则是我们知青的，我们知青的食堂配了一个姓丁的厨师，由我们知青抽一个人担任事务长兼帮厨。为了弥补青菜的不足，我们知青的食堂弄了两个大缸，里面腌了白萝卜，吃饭的时候，为了调味，用生豆油滴上几滴，搅拌一下，聊当伴饭。而园艺场干部职工食堂经常是炒菜，香味飘到鼻子里，真是诱人啊。

     转眼到了四、五月间，整个园艺场像是处于花的世界，苹果花开了，满树都是白里透红，梨花开了，白花花的，像下了一场大雪，花香四溢，一天24小时，你都像钻到了香水瓶里一般，加上蓝天白云，整个园艺场处在像诗、像歌一般的情景之中，令人心旷神怡。这是一年当中最让人兴奋，最赏心悦目的季节，说是花的世界，花的海洋一点不为过。

     随着花季的过去，一直到10月间，整个果树处于挂果、成长、灭虫、管理、采摘的过程之中，特别是到了七、八月间，天正炎热，而果子正处在快速成长时期，很容易发生虫害，而为了防治虫害，就必须及时给果树喷药，而喷药则是最脏、最累、最热、最难受的活。果树一棵挨着一棵，长满了叶子和果实，密不透风，而为了防止药物洒落在身上，还得穿上厚厚的衣服。喷药时，将喷头绑在一把长长的杆子顶端，用手举着杆子，尽量将药物均匀地喷洒在树的每个部位，喷出的药顺着叶子、杆子顺流而下，弄得双手及衣服上到处都是，再加上天气闷热，难受的人真是受不了。当果树成熟了，望着又红又大的苹果和又大又酥的梨子，有谁知道在夏天进行管理的辛苦呢！只有亲身体会其中的辛苦的人才能知道。

     果子渐渐长大成熟了，这时就需要对果树进行看护了，也就是要防偷、防盗了。除了在村子四周路口安排人24小时看护外，每块果林都安排了人员进行24小时看护，主要是防止四周的村民进行偷摘。人好防，但对于大自然却一点办法都没有，当果子处于成熟期时，每刮一次稍大点的风，就能刮落近万斤的果子，于是就又多了一项生产任务，那就是捡尚未完全成熟，被风刮落下的果子，捡起后集中存放在地头，眼看着成堆的果子逐渐烂掉，真让人心疼啊！

     果树成熟了，就要进行采摘销售。由于园艺场地处原阳县城西南40余里的黄河滩上，加上运输工具的不足（当时全场就只有一台四轮拖拉机），所以果品的销售主要靠：一、就地销售。二、外地经销商前来采购。三、拉到外边进行销售。为了适应外地经销商前来采购，就要把果品按大小进行分类、装箱，当葡萄熟了，就用拖拉机将葡萄拉到郑州市一家葡萄酒厂进行销售，当时据估算整个园艺场果品的产量大约在三、四百万斤左右。不过当时价格也很低，一斤不过几角钱，所以园艺场的经济效益也不是很高的。

     秋去冬来，冬天园艺场的主要生产任务就是给果树剪枝，因为只有通过剪枝，才能有效调节果树的潜能，使第二年果树能结出更多的果子，剪掉的果树枝干啥用呢？托坯烧窑，在村子中间一块地上，建起了一个烧砖用的窑，然后组织人员进行和泥脱坯，利用冬天剪掉的果树枝进行烧窑，用烧出的砖盖房子。

     春天施肥，夏天打药、管理，秋天看护、采摘、销售，冬天剪枝，周而复始。园艺场的生产流程基本就是这些，我和其他31名知青就是在这样的生产流程中一年年成长。

     而我本人，在下乡的2年8个月内（我是1972年3月5日下乡，1974年11月回城工作），还经历了当临时教师、养猪场养猪的时光。当时园艺场有一个复式小学，只有一个教室，唯一的老师是女的，大概三十多岁，约在1973年下半年，这个女老师因生小孩回家休假了，一队队长张龙云就找到我说：“小陈啊，咱村的老师生小孩了，你临时去替她当老师吧，也就一两个月时间，她就回来了。”我说：“行啊。”于是张队长就把课本等交给了我。我到教室一看，教室有些破旧，土地面，有些坑洼，窗户上缺几块玻璃，有几排破旧的桌子和凳子，一排一个年纪。我上课的时候，就说：“一排注意听讲，二、三、四、五排的先复习昨天的课。”依次类推，就这样，我临时当了近二个月的代课老师，因此，现在村子里四、五十岁的人见了我，还热情地称呼我“陈老师”。我心里也随之涌动着莫名的激动和自豪。

     当了两个月的代课老师之后，根据需要，我又被派到当时园艺场的养猪场当了近一年的饲养员。当时在养猪场一起当饲养员的还有三个人，分别是：高连升，原原阳县林业局副局长，部队转业干部，解放军某部营长，五十岁左右。王俊升，园艺场当地村民，五十岁左右。老连，部队转业干部，五十岁左右。猪场大小猪共有一百多头，被分别圈养在十几个猪舍里。我们四个人的任务就是饲养这一百多头猪，包括饲养、管理、治病、繁殖等。养猪场共有三间房，东头两间，分别安放着一台粉碎机，用来打碎猪饲料用，两个大地锅，用来煮熟加工猪饲料用的，因老连、王俊声及我都不在猪场住宿，所以老高一个人住在西头一间房里，老高中等个，花白的头发向后梳着，脸色白里透红，看上去很健康，很结实，两眼较大，炯炯有神，到底是部队军官出身，说话缓慢，低沉有力。他是作为走资派被打到园艺场改造的领导干部，虽然不当副局长了，但领导风范犹在，为人做事一身正气。对我印象最深的是，他经常教育我，要结交好人，不要结交那些作风不好的人，他还教我怎样叠衣服，将洗过干后的衣、裤叠的有角有棱，直到现在我还一直按照他教的方法叠衣服呢。他对工作非常认真，哪个猪怀崽了，预产期大概在什么时间，哪头猪有病了，每天什么时间喂药，他都记得清清楚楚。猪场虽然没有明确谁是场长、副场长，但我们三个人都从心里把老高当领导，有事就和老高商量，老高说怎么办，我们三个就怎么执行。有一次，有一头小猪崽病了，需要喂药，可怎么喂呢，猪的嘴很长，让它自己吃它又不吃，怎么办呢？老高想了个办法，在地上挖个小深坑，深度和猪崽的身长差不多，将猪崽放到坑里，只露出个头，然后将配好的药灌到猪崽的嘴里，由于没经验，药灌下去以后，由于灌的动作有点猛，一股脑的全把药灌进去了，结果药也灌完了，猪崽也呛死了，面对死去的猪崽，我和老高无奈地摇了摇头，真是让人哭笑不得。

     除了老高，我还要说说王俊升，老王个子不高，但身体很好，脸色黑里透红，头有些谢顶，说话语速不快，但很耐听。他家就在村里住，他对我生活上很关心，家里做的什么好吃的，他总是捎带给我，让我品尝，有时还会邀请我到他家去吃饭，他老伴白白胖胖，很慈祥，对我也很热情。有一次，我患口腔溃疡，嘴里疼的受不了，老王就骑着自行车，到邻村找土医生给我看病，土医生给我开了一些往嘴里撒的面药，撒了几次就好了，可能是冰硼散之类的。从这些小事上可以看出老王是个心肠很好的人。现在，老王已不在人世了，但什么时候想起他来，心里就充满了感激之情。再说说老连，老连是个退伍军人，中等偏上的个子，脸色有些发黄，安了个假门牙，他不是原阳本地人，可能是当兵后，不知什么原因身体有病，在新乡荣康医院呆过，后来到了园艺场，当时农村卫生条件不好，时间长了，衣服上就出了虱子。记得有一天晚上，老连嫌衣服上的虱子多了，逮也不好逮，索性将内衣脱下来，站在煤火台上，将内衣对准煤火口猛地抖动起来，他的意思是：“将你们统统烧死！”我在一边看着心里暗暗发笑。

     1972年，还处在文革时期，当时园艺场领导班子称为“原阳县园艺场革命委员会”，由于我学历最高，表现也不错，下乡第二年就入了青年团，并担任了园艺场团支部副书记，还被吸纳为园艺场领导班子成员，也就是“原阳县园艺场革命委员会委员”，经常参加园艺场领导班子会议。

     回忆四十四年前，自己还是一个16岁的孩子，本身身心发育还未成熟，懵懵懂懂地就踏入了社会，现在想起来，难免有点心酸，换成现在的孩子，16岁还正在上学呢，还属于未成年人呢，而我已经开始自食其力了。说是知识青年，可我们有什么知识呢？从小学开始，文化大革命就开始了，整天看到的都是斗争人啊、批判人啊，老师都成了“臭老九”，动不动就挨批，谁还有心思去认真教育学生呢？学生谁还有心思去学习呢？所以说像我这样的50后，确实是虚度了美好的时光。但反过来说，过早地接触社会，也锻炼了我们的意志和生活自理能力，对44年来的人生经历来说，也算是难得的精神财富。

     44年前，我们响应伟大领袖毛主席“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伟大号召，告别父母、兄弟姐妹、老师同学，毅然决然地到农村去和贫下中农一起，通过艰苦的体力劳动，磨炼了意志，锻炼了身体，为自己将来投入到社会参加工作奠下了厚实的基础。现在我已经退休了，但回顾自己的人生经历，虽然当年下乡经历是平凡的，但我却感到十分欣慰，因为正是有了下乡的经历，才会让我对自己目前的生活感到满足，因为只有对比，才能有所鉴别。但愿上山下乡永远成为历史，因为我们的国家现在强盛了，农村的年轻人都跑到城市里去了，我们国家的经济总量已经为世界第二了，看到我们伟大的祖国日新月异的变化，作为当年的知青，怎么不会感到骄傲和自豪呢？